蘋果日報
2008年金融海嘯，很多人一口咬定，源於市場的不穩定性和投機者賺到盡的貪婪。
對投機者來說，因為市場不穩定，才有獲利的機會。更根本的哲學問
題是，究竟我們的世界存在多少不可預見和未知的因素，這些因素又怎樣影響市場的運作。事實上，過去幾年越來越多思想家在這題目上發表過新觀點。投機者兼作
家Nassim Taleb的《黑天鵝》，因此資本市場動盪而一紙風行；黑天鵝這個詞語，也成了金融海嘯後在文化上最重要的黑天鵝。
經歷每次震盪，人總會嘗試吸取教訓，改變行為。既然公認是市場不穩定的本質帶來痛楚，難免有更多修改制度的訴求。1929年的股災過後，美國政府在1933年通過了
《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Glass-Steagall
Act），嚴格劃分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並推出了存款保險計劃。相關限制到1999年才被《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Gramm-Leach-
Bliley
Act）廢除。許多輿論認為，2008年的金融海嘯，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風險沒有被有效分隔。火燒連環船帶來的破壞，比起有限度的崩潰來得更大，也就是所謂的「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因此，聯儲局以超寬鬆的貨幣政策去支撐銀行呆壞賬，是更廣泛地扭曲全球市場本來的運作模式。
商業銀行的運作，重點是透過信貸的槓桿效
應來獲利。每一元存款可幻化成十元，甚至更多貸款。假設存貸息差表面只得兩厘，其實銀行無本生利的收益卻高達幾分。當然，無本生利不是沒有代價，大前提是社會大眾要相信銀行不會被擠提，個人財產會得到保障，有需要時可提取到現金。由政府作最終擔保的存款保險制，目的就是避免存戶於恐慌時集體擠提，也就是市場俗語所形容的「人踩人」現象。
存款保險制或許可以在個別銀行倒閉時，還富於民。可是當系統性出現資金短缺，存款保險制也擔保不了整個銀行制度，
這也是為何監管當局有大條道理去過問銀行的運作和資產風險水平。以香港為例，銀行最主要的業務之一為樓宇按揭，而香港整體經濟環境和市民最主要的財富效應，也是取決於樓宇價格，所以金管局出手收緊銀行按揭借貸，很少會有人提出異議。當然，金管局對樓市和經濟環境的評估，究竟有多準確，是否優於市場的群眾集體智慧，又是另一個題目。但是原則上，社會已經接受了銀行系統風險政府有責，監管就來得理所當然。
美國監管當局自2010年起構思如何去重新劃分銀行和投資的界線。前聯儲局主席沃爾克（Paul
Volcker）提出，所有受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擔保的商業銀行一律不得直接參與投機業務。換言之，就是回到上世紀三十年代的規管制度。美國銀行業，尤其是幾家龍頭大行，一直在積極游說，指限制銀行直接參與市場會令市場流動性銳減，影響整體經濟運作。銀行業游說的訊息，也反映了政府在太平盛世時，其實也依賴銀業的槓桿式運作來營造增長的幻象，令人沉醉於資產升值財富效應帶來的良好感覺。
最近才通過的沃爾克規管方案（Volcker Rule），結果以中間落墨的形式出台：銀行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扮演市場流動性供給者的角色，並且可以對沖風險為由，進行買賣。有評論認為，如此劃分只是聊勝於無，最終仍然避免不了相關的風險。
賺到盡的貪婪本性，並非監管可以改變。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商業銀行仍可透過資產和權益結構包裝進行投機。說到底，只要政府繼續擔保銀行，讓槓桿存在，私利建立在廣大人民的財富負擔，風險與回報的錯配始終會促使下一個投機泡沫和金融危機。
金融海嘯過後，各國政府發行的債券，因為央行不斷吸納，以致價格水漲船高。這個泡沫已經醞釀多年，並或許會一觸即發。真正的「大到不能倒」，不是銀行，而是
國家政府；貪婪的也不單止銀行家，而是每個以為可以從政府手上獲取免費午餐的依賴者。歐洲和日本，相繼泥足深陷於龐大的政府債務。之後，又會怎樣發展下去？
李兆富
獨立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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