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31日 星期一

鄧小平的改革警言,香港人要聽懂弄明

巴士的報

深圳特區成立四十周年了,它承載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印記。

深圳與香港毗鄰,也是由小漁村發展為大都市,是中國南方的金融、創科、製造業中心之一。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確定香港回歸時,深圳的GDP還不到香港的一個零頭,到了2017年,深圳的總GDP超過兩萬億人民幣,現在更把香港甩到了身後。

2020年《財富》世界500強企業中,深圳擁有8家,營業額與數量都居全球前20位,同時還擁有華為、騰訊、中興、比亞迪、大疆、等一大批國際知名企業。

創造奇跡的深圳,得益於中國改革開放的時代大潮,更得益于鄧小平先生對深圳高瞻遠矚的思想引領。

深圳人每談起鄧小平,都滿懷無限敬意地稱其為“鄧公”。

特別是他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南巡到深圳,發表了影響深遠的改革開放再動員的講話,其中最著名的警句有:

    “不爭論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
    “發展就是硬道理
    “社會主義有市場,資本主義有計劃。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不是屬於哪一個階級的,是人類共有的
    “誰不改革誰下臺

這些警句至今仍是我們深化改革的座右銘。

鄧公話語不多,不爭論最震耳發聵!特別是在我國發生了北京風波,西方一些國家對我政治施壓和經濟制裁,國內一些人對改革何去何從產生了爭議。

鄧公以“不爭論”重新把舵改革的巨輪,並確定了保持社會穩定的戰略部署。

什麼是“不爭論”?

鄧小平先生在“南方談話”中說: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幹。一爭論就複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麼也幹不成。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農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應如此。(《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74頁)。

“不爭論”,是鄧小平理論的精髓。

這段話把“不爭論”的理由講得十分清楚,就是反對無謂的、空洞的爭論,勸告全國人民要堅持“不爭論”為改革開放的思想紅線,以務實的態度在改革開放中“殺出一條血路”。

為此,鄧小平在推動這一偉大事業時,眼睛死死盯著這幾十年難得的國際機遇,埋頭苦幹把我國推上了小康臺階。

如果當時瞻前顧後,優柔寡斷,拖到今天的國際大環境,特別是虎視眈眈的川普時代,中國想搞改革開放也會被遏制在搖籃中。

在回歸前,香港在港英殖民主義者的眼中只是一個遠東港,地理上它太遙遠,在管治上港英以維持社會的基礎運轉就可以。

當時,港督嘴上經常掛著一句口頭語,政治歸我們做的事,生意是你們(指香港商人)做的事,言下之意是香港人對政治少議論,儘管發財去吧。

在這樣的管治信條下,香港從七十年代開始經濟起飛,特別是隨著內地改革開放,也給香港帶來了發展的機遇,從低端製造業向高端製造轉型,由製造業中心向服務業中心轉型 ,成功創建了香港以國際貿易、金融、航運中心為主體的現代化大都市,成為我國對外開放的視窗和橋樑。

但近十多年,香港沉迷於所謂“雙普選”的政治狂熱中,整個城市陷入了不無休止的爭拗,兩次的政改失敗以及一次政改邁小步,已讓社會內部耗盡了正能量。

所謂爭取“雙普選”未見其利,卻先見其害。

      其害一,香港號稱亞洲“四小虎”的名稱已經不現,新加坡、韓國等競爭對手已經超越,GDP逐漸落後於內地一個又一個的城市,金融中心、航運中心、貿易中心地位正在弱化。

      其害二,“一國兩制”的制度以及理論正待全面、完整地建立,但破壞“一國兩制”的力量卻快速形成,社會大眾無法分辨“民主”與發展的相互關係,歪理邪說嚴重侵蝕香港的良好制度。

      其害三,崇拜西方自由主義,一部分人為達政治目的,強調“兩制”來“拒中抗共”,這類謬論已深入到教育、法律、輿論等方面,出現了一批主張“港獨”、分裂國家的群體。這些毒瘤在滋生蔓延,後患無窮。

      其害四,受反對派逢中必反的影響,政府害怕反對聲音而逐漸弱化管治,土地造房被利益集團捆綁,創科產業雷聲大雨點小,服務業滑落引發經濟衰退,香港與內地經濟一體化也受到嚴重阻礙。

面對昏鈍的局面,我們沒有靈丹妙藥,只有循鄧公所指,“不爭論”、“不折騰”,這條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也應該成為香港社會的戒律,尤其是精英階層、政府管治團隊要帶頭做到,否則香港沒有前途,只會加快沉淪。

首先,“不爭論”要有變革決心。

對於阻礙經濟發展、改善民生的陳規舊習,特區政府要敢於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特別是革除一些繁文縟節的“程序”。

如土地房屋供給方面,現在要經過幾十道的審批關卡,發展商要經歷年才能拿到土地開發准許證,市民盼望上樓可說是望眼欲穿。

政府要下決心變革一切不合理的、實踐證明已過時的“程序”,探索一條適合香港發展而公平的模式。

其次,“不爭論”要有政治擔當。

香港是一個多元社會,任何議題都會有各種非議,正確的、善意的要吸納,對於一些搗亂的、古惑人心的,要頂得住壓力,果斷處置。

尤其是出現正反矛盾衝突時,管理階層不能自比是拔河的第三隊,而應該當好裁判,成為規則的制定者。

許多事情不是社會辯論、民意諮詢、平衡各派可以解決,而是要拿出勇氣做政治決定,否則社會紛爭不息,混亂不停。

再次,“不爭論”要因勢而動。

鄧公敢於提出“不爭論”,是因為他有順大勢而掀波瀾的氣魄,有引領中國突“圍”而出的決斷。
政商界也要敢於突“圍”而出,投身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中。

在發展中問出路,在發展中畫藍圖。

深圳四十年的改革發展歷程,是遵循鄧公“不爭論”的遺訓,上下齊心“殺出一條血路”走過來的。

比照深圳,香港要走出紅海,也不要忘了鄧公的醒世警言!

周春玲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