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晶片40多年 陳大同：中國擁有世界沒有的機會 就是「國產替代」

巴士的報

中國芯片設計公司已達2800多家，半導體創業新機會爆發，「現在是真正的熱潮，而且有泡沫。」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進入半導體專業學習至今，元禾璞華投資會主席陳大同做了一輩子半導體，見證了中國半導體產業的起伏與成長。

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初我國就有了半導體產業，當時的發展幾乎與世界同步。隨著與世界的差距拉大，直到2000年以後以中芯國際等企業的創辦為開端，民營半導體企業從零開始成長，特別是2005年VC（風險投資）出現後，半導體企業大批量增加。2014年國家集成電路大基金出手，中國半導體行業迎來復蘇。而科創板等因素催生了國產替代2.0時代，助推形成真正的半導體投資和創業熱潮。

「任何一個行業都是無泡沫不繁榮。」百家爭鳴、優勝劣汰是市場經濟的必然規律，能活下來的企業生命力頑強。最近未來科學大獎期間，未來論壇理事陳大同告訴澎湃新聞，全球風險投資潮流將回歸技術創新，中國擁有世界沒有的機會，中國有龐大的本土市場，短期內國產替代機會非常多，最大的機遇便是芯片設計企業對可靠代工能力的巨大需求，長期中國也會走技術創新之路。這是一個實打實拼硬功夫的時代，資本會逐漸認識到半導體產業的發展規律。

「當你發現砸錢也砸不出產品來的時候，你總得老老實實來看企業，按照產業規律來投資。」陳大同1977年高考恢復之際考入清華大學，是國內首批半導體專業的博士生，在完成本、碩、博階段的學習後，1989年留學美國，赴伊利諾斯大學和斯坦福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1995年和2001年，陳大同分別在美國硅谷和中國上海參與創辦了豪威科技（Omnivision）和展訊通信。前者致力於CMOS圖像傳感器芯片，2000年上市；後者研發出了自主知識產權的手機基帶芯片，2007年上市。兩家公司均一度成為全球同行業的引領者。

展訊在美國上市後，2008年，他投身風投，領導了一系列集成電路領域的投資。「我這一路走過來，有些是幸運，但回頭一看，其實更多的是一種必然。」中國半導體產業60多年起伏與生長自上世紀70年代從清華大學無線電專業轉到半導體專業，陳大同與半導體打了40多年交道。

陳大同說，早在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初，我國就有了半導體產業，當時的發展幾乎與世界同步。由於對外界的封閉，雖然起步早，但發展慢，到1980年代初他念研究生時，我國半導體產業與世界的差距越來越大。當時清華大學微電子研究所是國內半導體研究水平最高的兩個研究所之一，他們所做的「逆向設計」實際上就是解剖芯片，分析之後再重新做出來。這樣的能力非常了不起，但逆向設計是為了「追趕」，並不是真正的「趕超」。

從1980年開始一直到2000年是中國半導體產業發展的第二階段。這一時期，我國經歷了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在快速變化的世界中，「國家一開放，外國產品一進來，（國內）完全沒有任何競爭力。」「1989年我出國的時候國內有幾百家半導體公司，等我2000年回國的時候幾乎全都倒閉了，在這種關鍵的時候整個產業幾乎沒了，因為原來那些公司都是國營公司。」

2000年以後，以中芯國際和展訊的創辦為開端，中國半導體產業發展進入第三階段，芯片設計公司的產品能在國內加工了，民營半導體企業從零開始成長，儘管規模較小。「特別是2005年開始有了VC後，半導體企業大批量出現，到2007年、2008年光設計公司已經有五六百家了。」但陳大同表示，這一時期是野蠻成長的階段，這些企業在市場法則的激烈競爭中大都失敗了，只有少數獲得成功，而當時活下來的就成了現在的半導體龍頭企業。

「這個階段的最大特點就是按照市場機制從小到大創辦公司，但這個階段也發現了很大問題，有許多痛點，光靠市場機制是沒法做的。」比如一個晶圓代工廠的投資就要幾百億甚至上千億人民幣，而回報以10年計算。「三星在半導體方面被韓國政府扶持了十幾年才建立起來。」陳大同表示，像這類大體量和長期的投資只能由政府出手。

2014年，國家集成電路基金成立，大基金代表政府出手，地方政府也紛紛加入，成立專門的半導體產業基金，這些帶有VC、PE（私募股權投資）性質的產業基金投資了一批半導體公司，中國半導體行業開始復蘇。在陳大同看來，這種復蘇是正常的復蘇，並沒有形成熱潮。

直到兩年前，中美爭端與科創板的設立催生了國產替代2.0時代，助推形成真正的半導體投資和創業熱潮。中國半導體行業協會集成電路設計分會理事長魏少軍分享的一組數據顯示，2019年，我國芯片設計企業1780家，2020年為2218家，2021年增長到2810家，增長26.7%。2.0時代區別於十幾年前的國產替代1.0時代。對於後者，彼時展訊、銳迪科等半導體企業也從國產替代做起。

陳大同說，那時候的國產替代基本上從消費類電子特別是和手機相關的芯片開始做起，中低端產品市場門檻低，技術要求不高，對價格非常敏感。「特別重要的是，中國在十幾年前創造了一個世界上沒有的市場——山寨手機市場，這個市場培育了一大批設計公司，給他們機會，從小壯大。」激烈的競爭也讓大家勇於嘗試新的技術、新的芯片。到了國產替代2.0時代，「電子製造商對芯片公司全面開放，有什麼芯片我都給你試用、都給你做。」創業新機會爆發，芯片設計公司已達2800多家，「現在是真正的熱潮，而且有泡沫。」

全球風險投資潮流回歸技術創新資本大量湧入，中國半導體行業迎來熱潮甚至出現泡沫，陳大同認為，這一現象的更深層次原因是全球風險投資潮流變了。「美國從六七十年前的風險投資開始基本上只有一種投資模式，就是投資技術創新，甭管是當年的半導體，還是電腦、軟件。」直到上世紀90年代末出現了一種新的創新——商業模式創新，並持續了大約20年時間。

如果梳理這20年的商業模式創新，陳大同表示，這一模式「基本上就做了一件事」：用新出現的互聯網技術升級傳統產業，涉及到社交、購物、搜索等。「主流的方面已經做得差不多了，最近5年幾乎沒怎麼再出現讓人眼睛一亮的新商業模式。」他認為，這種升級已進入尾聲，創新將回歸到技術創新這條主流賽道上。投資公司也在轉移視線，「我們幾乎見到所有原來投資互聯網、消費類包括投資其他的，現在都在往技術創新上轉移。」在風險投資模式上，中國與國際潮流一致，但中國擁有世界沒有的機會，那就是國產替代。

中國擁有龐大的本土市場，短期內國產替代機會非常多，長期也會走技術創新之路。一個現象是，科創板上市企業里，兩個領域的公司最多，估值也高，一個是生物醫藥，另一個是半導體，陳大同說，「這兩個方向現在成了資本投資熱點，也是出現泡沫的原因。」「任何一個行業都是無泡沫不繁榮。」百家爭鳴、優勝劣汰是市場經濟的必然規律，能活下來的企業生命力頑強。另一方面，半導體產業發展需要大量資源，「雖然前幾年開始有了一些資本，但還遠遠不夠，好多事做不了。現在這麼多資本湧進來，原來不敢做的事現在都敢做了。」

當然，泡沫也帶來弊端。在陳大同看來，新進入半導體行業的資本很大程度上是從互聯網或消費類行業轉移而來的，他們大多還「沈浸在商業模式創新的階段」，「這個階段最重要的不是你有多少銷售額，有多少利潤，而是你能吸引多少眼球，你的公司都可以虧損上市。吸引眼球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大量投資，燒錢來砸客戶。」

但半導體和互聯網不同，半導體並非To C的產業，它的客戶一定是電子產品製造商。「你的公眾關注度再高也沒用，得廠商真正認你才行。要實打實把產品做好，人家的測試非常嚴格，質量保證、成本控制那都不是虛的，任何一個環節做不到位都不行。」這是實打實拼硬功夫的時代，資本會逐漸認識到半導體產業的規律，陳大同估計，目前的泡沫期兩三年後會慢慢降溫，「當你發現砸錢也砸不出產品來的時候，你總得老老實實來看企業，按照產業規律來投資。」

順潮流走，投資國產替代「我這一路走過來，有些是幸運，但回頭一看，其實更多的是一種必然。」陳大同參與創辦的豪威科技2000年在美國納斯達克交易所上市。「豪威科技成功以後，當時特別想回國。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就好像看到一種潮流似的，自然而然就回國了。」

中國的發展速度非常快，不同階段就會出現不同機會。2000年回國時，創辦展訊通信的機會就出現了。「實際上順著潮流走，就會走到這一步。」但陳大同覺得，「個別人的創業並不能改變歷史」，「真正重要的是要培養一批年輕的創業者。」過去的創業經歷讓他感慨，硅谷發展的核心並不在於技術，而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培育出來的創新體系。這種創新體系最核心的就是風險投資，彼時美國的風險投資基本上圍繞著技術創新投資，「在你技術研發燒錢的那些年，怎麼分輪次地投資，還給你不同的估值，然後搭建法律體系跟各方面的配套體系，一直到退出，這是一個非常完整的體系。」

陳大同說，2000年左右的中國，創新完全沒有成體系，創業是非常個別的行為，不可能批量出現高科技創業公司。直到2005年、2006年開始，中國終於有了第一批風險投資。在北極光創投作為投資合伙人完成了從創業者到職業投資人的過渡後，2009年，陳大同聯合創立華山資本。華山資本的兩位創始合伙人都畢業於清華大學，「華」是清華的「華」，也是中華的「華」。

「那會兒半導體非常冷門，投資非常少，在創立華山資本時只看到了VC（風險投資）這個機會。沒想到隨著中國產業的發展，到2014年出現了海外並購整合的機會。這種機會就不是VC公司能抓住的，必須是有一定體量的PE公司才能做這些事。」2014年，陳大同聯合成立了清芯華創，也就是現在元禾璞華的前身。2018年，元禾璞華成立，首期基金規模32.8億元，聚焦集成電路設計及相關應用的產業投資。如今，元禾璞華正在進入IPO收穫季。

陳大同說，元禾璞華投資的100多家企業中，已經有20多家上市。過去一年，元禾璞華投資了50多家半導體企業。這50多家企業中，不到20%的項目是研發真正創新的產品，80%以上是國產替代項目。在國產替代之下，怎樣的企業具備崛起的能力，值得投資？

陳大同表示，國產替代的投資標準很清晰，一是定位準確，「一上來就給我說一個高大上的產品，國內客戶不接受，肯定沒戲。」「國產替代的競爭對手都是國外的。如果你選的是歐美、日本競爭對手，我們最喜歡，因為這是最容易做的。如果你的競爭對手選的是韓國，那麼也可以，但是會難很多，因為他們很懂中國。」

第二是團隊能力，包括技術能力夠不夠；如果不夠，用什麼方法來補充；能不能選擇合適的人才。此外還要關注管理能力。「真正的最大機遇是中國半導體代工業會起來，因為有這麼大的需求。現在每個設計企業選擇代工考慮的並不單單是有能力就行，而是要可靠的能力，也就是等我需要產能時能給我增加產能，當世界上發生大變化時還能給我提供。」陳大同表示，這就造成國內代工產業特別稀缺，而這又是一次國產替代的機會，「很大的機會。」

研發人才緊缺「我們投資國產替代的時候一般很少投初創企業，特別是十幾年前，初創企業都沒有做過創業，沒有經驗，甚至都沒有管過人，不懂中國市場。這時候企業幾個創始人能走多遠都不一定，沒准第二年大家吵起來公司就沒了。」

但近幾年，陳大同看到了半導體行業發展的新潮流：創業團隊經驗豐富，有技術能力、做過產品、帶過團隊。一些創始人在國外或國內半導體大公司乾過十多年，從總監及以上職位帶著團隊、產品、資源出走創業。「這種團隊的風險很小，技術風險幾乎沒有。」而對於當前緊缺的半導體產業人才，陳大同並不擔憂中低端半導體人才。泡沫的一大好處是工資高，「畢業生都往這擠。只要能比較快地培訓，那麼人才是不缺的，短期中低端人才我估計頂多有個兩三年時間就能解決，這是一個暫時現象。」

「中國真正缺的是高級人才。」陳大同將高級人才分兩種，一種是企業里的高級研發人才，這種人才需要針對產品定義從芯片架構、算法等方面解決問題。隨著企業發展，這類人才的短缺可能在幾年之內得到解決。「我們最終缺的人才是真正的創新型、研髮型人才。」也就是高校、研究所里能夠創造出顛覆性新技術的人才。

陳大同說，這類人才創造的新技術能讓人眼前一亮，也許當下無用，但未來能成為突破性的技術。比如知名半導體專家施敏是閃存技術的發明人，他發明的非揮發性半導體存儲技術被廣泛應用於手機、筆記本電腦、IC卡、數碼相機及便攜式電子產品中。「從他提出這項技術，到最後用在生產中造成巨大影響力，花了20年時間，這種理論創新不得了。」「我們現在最缺的是這種世界級的科學家，能對整個世界產業做出貢獻的，這種人才需要長期慢慢培養。」

陳大同表示，真正的創新型研發人才的培養首先要具備產業環境，否則創新就是無源之水。「當你有一個強大的產業之後，第二就得有一套研發體系。這套研發體系允許在大學或研究所里純粹做研發，研發的不是5年之內用上的技術，可能是10年之後用上，或者純粹是異想天開的技術。」這就類似於創業需要有以風險投資為核心的創業環境，陳大同表示，要想研發出世界級的技術，研發體系也需要有相應的資金來源以及評價體系、寬容開放的學術環境等。「現在逐漸在往這個方向走，我們都需要有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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