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記者 伍軒沛 賴振雄、麥潤田）本港新冠肺炎疫情持續逾兩年半，經濟大受衝擊，涉及盜竊的罪案亦高踞不下。近日有數據顯示，有中產屋苑的超級市場淪為店舖盜竊重災區，九成被捕者是初犯的「白手」，而且以家庭主婦與退休人士居多。
最新失業率高企於4.3%，中產人士也不能幸免，不少人面臨失業或減薪，卻仍要供樓、供車，壓力甚大。有專家表示，疫下部分中產憂鬱焦慮，可能透過偷竊「釋放壓力」，而近兩年出現心理問題需求助個案，亦較以往增加超過三成。
警方數據顯示，將軍澳警區今年單是首七個月，有244宗店舖盜竊案，去年全年有335宗。據了解，在私人屋苑「日出康城」的「FRESH新鮮生活」超市，去年有30宗店舖盜竊，佔當區同類案件總數的8.9%，而今年單是首7個月，已有52宗店舖盜竊，較去年增加73%，佔當區同類案件21%。今年涉及的被捕者，八成是日出康城的住戶，大多是主婦及退休人士；九成人是初次犯事的「白手」。而位於黃埔的「AEON」亦是賊人的熱門目標，單是去年就發生逾300宗店舖盜竊案，佔全港同類案件約4%。
大公報記者昨日到「FRESH新鮮生活」現場觀察，雖然店舖盜竊事件猖獗，但現場沒見到穿着制服的保安人員在出入口看守。而站在門口處，伸手就能觸碰到水果、飲品等貨品。
藉偷竊減壓 易變盜竊狂
香港情緒健康學會主席、精神科專科醫生林美玲接受大公報記者訪問表示，盜竊案的犯人，未必因為需要盜竊的物品，不少人是因為心理問題而犯案，尤其是近年來疫情導致失業及家庭問題，例如供樓有困難、家中請不到外傭、需停工在家照顧孩子，是不少中產人士的壓力來源。
林美玲表示，若長期處於高壓環境，可能會有憂鬱症、焦慮症等情緒病，有些人會透過盜竊來紓緩壓力，過去也有案例是因為一次得手，而逐漸迷上偷竊的刺激感，從而成為盜竊狂。
林美玲說，去年曾接觸一宗個案，一名家庭主婦因為家庭問題，長期處於壓力下而盜竊，「她認罪了，但她本來不是想偷那個貨品的，而是因為不斷想着困擾內心的家事，於是不知不覺就拿着貨品走出了商店，最後就這樣被捕了。」她認為，若盜竊案持續增加，政府相關部門需正視問題。
西貢區議員（環保南）張美雄向《大公報》表示，康城站附近沒有公屋，只有私人屋苑，出入商場以區內居民為主，多屬中產，不時有街坊找他傾訴，講述因為家庭糾紛，或面臨不同程度的經濟壓力，「不少人以為，中產的生活比基層好，不用憂柴憂米，但中產其實壓力更大，上有高堂，下有子女，又要供樓，壓力好大！」
中產壓力大 卻易被遺忘
張美雄指出，早前與警方定期聯絡時，已知悉日出康城的「FRESH新鮮生活」是區內店舖盜竊案重災區，認為原因或跟該店設計過度開放、出入口無防盜、未見保安員巡邏有關。他估計有些人可能因為一次得手後，形成心癮，之後再重犯，他已建議該店加強保安。
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中產人士在疫情下壓力倍增，尤其是需要往返兩地工作的人、正在供樓的家庭，部分人面臨失業，但政府的援助不足。她認為當前最為重要是控制疫情，恢復與內地通關，從而紓緩香港經濟問題，減低中產的生活壓力。她認為，中產人士獲得的政府支援較少，經常被遺忘，往往被標籤為不需要幫助。她認為政府應設以中產人士為對象的熱線，提供生活及心理支援。
立法會議員梁熙認為，政府可考慮向失業或面對經濟問題的中產人士，透過減收首次置業稅、外傭稅等稅收，幫助紓緩經濟壓力。
特稿|調整心態 衝破生活難關
「就算生活艱難，也要調整心態，正確面對。」年約五十、曾經歷幾次逆境的劉先生慨嘆。
自言是香港典型中產的劉先生，小時候住過板間房，大學畢業後努力賺錢儲蓄，趕及在九七前「上車」（置業），詎料剛入伙不久就發生金融風暴。
1997年，新婚不久的劉先生要供兩層樓，一層與太太住，一層給父母養老。金融風暴狠狠地給他重擊，樓價暴跌，任職的公司又突然結束，他淪為失業人士。
幸運的是，劉只失業兩個星期，就找到新工，卻由中層管理變成兼職替工，薪金更只得原來的三成，「整份人工都不夠供樓，但有收入總比坐吃山空，至少『蝕少啲』！」他憶述，當時窮得一個飯盒兩夫妻吃。咬緊牙關、勒緊褲頭，劉先生逐步升職加薪，好不容易捱過負資產歲月。
希望在明天 勿做違法事
「電視宣傳片都有講，希望在明天，有手有腳，撐過去總有曙光！」劉先生寄語疫下身處逆境者，注重身心健康，學習減壓，不做違法的事！
話你知|犯店舖盜竊 可囚10年
店舖盜竊是嚴重罪行，根據香港法例第210章《盜竊罪條例》，任何人干犯第9條盜竊罪，一經定罪，最高可被處監禁10年。
精神科專科醫生林美玲表示，盜竊的人往往有不同理由和原因，有些人或許單純為了盜竊期間的刺激感，也有人是因為壓力過大，認為盜竊過程能夠得到精神上的放鬆。以往亦有盜竊犯人以精神壓力大作為理由，但她強調，壓力過大只是導致盜竊的其中一個因素，並不能成為一個減刑理由，呼籲市民不要以身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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