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政客在國際輿論場經常散播一種聲音：「他們反對中國共產黨，但支持中國人民。」這種講法旨在挑撥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矛盾。但據加拿大學者做的民調，有98%中國人支持中共執政的政府。
英國劍橋大學高級研究員馬丁·雅克通過視頻連線接受《環球時報》專訪時指出，「中共比西方現在任何一個政府都更能代表人民」。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週年，馬丁·雅克跟記者詳細談論了中共的持久性和韌性、西方與中國不同的政治組織方式、西方對中共的誤讀等話題。
環球時報：在過去幾十年裡，一些西方學者曾預言中共「垮台」，比如中共的領導不會超過70年等，但事實證明這些預測都錯了。您認為當年此類預測的邏輯是什麼？
馬丁·雅克：這是一種典型的思維範式，即西方的民主模式是世界上唯一可行的、可持續的政治體系。這是西方一種普遍的觀點：除了基於普選、多黨制、法治和三權分立的制度以外，其他的制度都是不民主的、不具代表性的、不負責任的，因此也是不可持續的。
西方的政要和學者認為，西方的政治模式應該具有普遍性，他們也一直在竭盡全力地推動這一目標，甚至不惜通過武力，將一種完全不適合當地社會文化的制度，強加給另一個國家，例如在伊拉克推動政權更迭，就是一個好例子。
這一論調背後的另一個因素是，在上世紀冷戰時，共產主義被宣傳為一種「工具主義、獨裁主義和專制主義」的制度，因此「共產主義」這個名詞和制度在西方不會得到民意支持，也被認為會崩潰。而2016年新冷戰思維在西方回潮後，這一論調也再次上升。這是西方在智力和政治水平上的極大倒退。
環球時報：他們的預測錯在哪裡？中共的「持久性」和「韌性」源自哪裡？
馬丁·雅克：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但西方卻很少探究它的答案。西方總是在道德上譴責中國，然後期待它「倒台」，卻沒有認真問過自己這個問題：為什麼中共可以一直執政？我認為，中共得到人民的大力支持，這是它可以長期執政的真正原因。
另一個原因是中共在逆境中自我更新、自我恢復、自我改變的能力。比如，上世紀鄧小平引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力推動中國融入世界的努力，就充分顯示出中共可以在必要的時候，做出深刻的轉變，而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政黨難以做到的。
中共之所以根基深厚，是因為它代表了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利益。換句話說，中共也必須不斷兌現自己對民眾的承諾，贏得民眾對自己的支持。這是構成中共「持久性」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總之，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結果就是，中共從1949年至今的表現，是一個史詩般的故事：極端貧困被消除，人民的生活水平顯著提高，中國從一個弱國變成了一個強大的國家。在這種情況下，誰不支持中共呢？
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是，如果我們用更廣闊的視角來觀察中國，比如把時間擴展到過去兩千年，我們會發現中國在漢、唐、宋、明和清初等五個歷史時期都是世界最先進的社會和文化之一。在這5個時期之間，中國有過衰落，但它總是能重塑自我，更新血液，並實現復興——這在世界其他國家裡非常罕見。而現在，中國或許就正處在它第6個再次復興的時期。這不僅和中共有關，更是一個有關中國文明演進的有趣思考。
環球時報：西方認為中國是「一黨專制」，您怎麼看這種說法？
馬丁·雅克：對中國「一黨專制」的批評，基於一個觀點：中國只有一個執政黨，因此，中國不存在選擇，也不存在改變，只有多黨競爭，才能提供選擇和改變。然而，這是一種片面的觀點。正如我此前提到的，中國從「毛澤東時代」到「鄧小平時代」的政策改變是巨大的，這正是中共自我更新能力的體現。而中共現在管理中國的方式，也與十年前或二十年前的方式不同。中共一直在變化，它以極其活躍的方式進行自我更新。
當然，我並不是說「一黨制」就是最好的——這種觀點也是錯誤的，比如蘇聯的「一黨制」具備西方所批評的缺點。但中國的情況很不一樣，我認為實際上中共比1945年來任何西方政治體制，都更具創造力，更能改變和更能向前走。
「世界上確實存在治理危機，但危機不是在中國」
環球時報：您認為，中共黨員和西方政黨的黨員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馬丁·雅克：兩者有很大不同，這也折射出中國與西方政治制度的差異。儘管存在一些例外，但大部分英國政客都很擅長辯論，他們幾乎每次演講都要批判自己的對手政黨。這是一種集團主義的體現，集團主義是西方政治的一大障礙。比如，我是左翼人士，我見過的大多數英國工黨政客，基本不會從戰略的角度來考慮問題。
對於英國政客來說，「講得好」意味著一切，所以演講是一門必修課。人們更在意政客說了什麼，而不是實際做了什麼，因此很多英國政客缺乏真正的政績。很多人在成為議員之前是律師或商人，右翼有一些來自傳媒界，左翼可能來自工會或教育界，但他們對經營、管理某個領域，缺乏經驗，我認為這是英國政治制度的一大缺陷。美國也有同樣的問題，即一切都是為了當選，而不是改善社會。
環球時報：您此前也提到過，西方對於政治的關注大多著眼于選舉民主，而中共則更注重治理能力。您如何看待中、西方在這方面的不同？歷史會證明孰優孰劣嗎？
馬丁·雅克：西方有關政府的討論，大多集中在政府是如何產生的，而並非政府是如何治理、如何做事情的。所以我們看到，西方很注重討論普選、多黨制等。與之相比，中國則更關注政府的有效性、能否履行承諾等。
這也就產生了兩種完全不同的政治組織方式。英美法德等國的政治體系，圍繞著大選，這會導致一種相對短視的心態。中國的制度則更容易從長遠考慮，比如定出2049年的目標，這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思維方式，在我看來，也是更科學的方式。
從政治家的角度來看，西方政治家更多考慮的是受歡迎的程度，因此他們的承諾也大多停留在口頭上。西方當然也有像德國總理默克爾這樣優秀的政治家，但太少了。對於中國的政治家來說，只有在各級政府和黨內有非常優秀的表現，才有可能成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
通常，中國的領導人在多個地區有著豐富的治理經驗，而英國首相約翰遜又做過什麼呢？他曾是一名記者，後來當了幾年倫敦市市長。而前首相布萊爾先是律師，後來成為議員，但議員不負責任何治理工作。所以他們在政府層面沒有經驗。
坦率講，我認為世界上確實存在治理危機，但不是在中國。我想，西方未來將要認真地進行改革，但這或許需要很長時間。
環球時報：在您看來，當下西方社會對中共最大的誤解是什麼？
馬丁·雅克：西方對中共最大的誤讀是：中共不代表中國人民。但我認為，中共比西方現在任何一個政府都更能代表人民，因為它有能力回應人民的訴求。事實上，從民眾對中國政府滿意度、民眾對社會治理參與程度以及中國社會的變革方式等指標來看，以上答案都是顯而易見的。
我並不反對選舉，我亦不認為英國或西方就應該有中國的政治制度，這是行不通的，因為我們有完全不同的歷史和文化傳統。但同樣地，中國也和西方有著完全不同的歷史根源和文化語境，沒有必要一定採取西方的制度。事實上，並不存在一種放之四海皆准的政制模式，因為我們所處的是一個複雜的世界。
西方對中共的誤讀本質上建立在「西方人優於其他所有人」的基礎之上，即西方統治了世界，它應該統治世界，西方的規範就應該是世界的規範。很抱歉，那個時代已經結束了，也不會再復活了。正好相反，西方正處在衰落之中。
環球時報：近兩年來，我們看到西方似乎被極大地“妖魔化”中共。為什麼會發生這種現象？
馬丁·雅克：我認為這一現象主要是從2016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以後開始明朗化的。上世紀九十年代到2015年間，中國和西方有過一段相對和諧的時光，西方對中國的態度比較開放，也更加樂於探索瞭解中國。
改變這一局面的關鍵因素是美國。此前，美國一直認為它能與中國建立合作的良性關係。這一態度基於兩個假設：一是中國很難成為美國經濟地位的挑戰者，二是隨著中國的現代化，它會逐漸西化。
正如我們現在看到的，美國極大地誤判了中國，這兩件事都沒有發生。中共的統治力沒有被削弱，而且在國內和國際上的影響力和支持度顯著上升。
因此從2016年前後，堅信自己是「天選之國」的美國，不再用舊式的視角，看待中國，而開始將中國視為一種威脅、是美國自身全球霸權的威脅。這是其態度轉變的根本原因。
現在，我們正面臨著西方對中國妖魔化日漸嚴重的時期，一個謊言接著另一個謊言。但它不會永遠持續下去，不過很可能會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要走出這一狀況，根本辦法還是美國需要在某個時刻意識到，它必須平等地對待中國，不能再期待和強求自己，在這個世界上有至高無上的地位。當美國出現這種社會意識時——從長遠來看，我認為這會發生的——一種與當下不同的中美關係，才有存在的條件。
毛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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